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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畫看中國的傳統家具

作者: | 發布日期: 2021-07-24 18:05:49 | 3960 人瀏覽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的前秦至北涼,最晚到元代還有修窟,歷時近千年。壁畫也好,彩塑也好,從多層面、多元化反映了南北朝至元代人們生活和文化狀況。

本文擬從敦煌壁畫中家具的變化,論述這個時期人們起居習俗的演進。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

坐姿演變

古代坐的姿式和現在不同,略如跪狀。嘉峪關東漢墓畫像石、徐州十里鋪東漢墓畫像石、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木板漆畫中的人物都取這種坐式。

最形象的要算東漢武梁祠畫像石上的邢渠哺父圖了。邢渠與其父皆兩膝向前,屈足向后,臀部坐在小腿上。

山東嘉祥武梁祠前石室邢渠哺父圖畫像石

隨著高足坐具的逐漸普及,人們的坐姿也必然會逐漸向垂足而坐轉化。在敦煌壁畫中反映交腳坐和垂足坐的畫面已很普遍。

如北涼275窟西壁、南壁、北壁上層、北魏254窟南壁上層、描繪的都是交腳人像。

北魏257窟、北周439、290窟296、297窟、438、439窟還有北涼275窟翹二郎腿坐姿的菩薩等。

在257窟南壁后部中層北魏壁畫還繪有婦女坐在方凳上的場面。這時期,個別還有保留跪坐形式的,如285窟西魏坐胡床的禪僧,就取跪坐姿勢。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時期。這時雖已出現了垂足坐的形式,主要流行在上層僧侶和貴族階層。至于平民百姓,其起居習慣仍以席地為主。

貴族階層高坐垂足,是因為他們無需向下人行禮,而是要向下人顯示尊貴,體現了嚴格的等級和地位。

275窟北壁中層下部北涼壁畫中有坐筌蒂者,257窟南壁后部中層有兩個坐方杌的。其身前都有取跪坐姿勢的供養人,這些供養人顯然都是身份地位低下者。

進入唐五代時期,兩膝向前的跪坐形式逐漸減少,而兩腿向前盤曲的箕踞坐開始增多。

如敦煌23窟盛唐壁畫描繪的法華經變觀音普門品中有二人坐于床沿,一腿踞居床上一腿垂于床沿外,床的左側和后面還有屏風圍護。

148窟盛唐藥師經變圖、328窟盛唐時期的坐佛、晚唐時期的12窟供養人像、138窟維摩詰經變圖、196窟西壁勞度叉斗圣變圖,圖中的法師都取踞居坐或跏跌坐形式。

晚唐時期還出現半跏坐式,如328窟的半跏菩薩和196窟的半跏菩薩。但地位低下的婦女仍保持著跪坐姿勢。

45窟描繪的坐獨坐席的婦女,論身份不應很低,有的身后還有站立的侍從。

到五代時期,跏跌坐和踞居坐更為普及,在敦煌五代61窟和98窟的四幅維摩詰經變圖中,講經的法師都取踞居坐,所坐床榻也明顯較前代寬大。有的還在身邊使用三足憑幾。

這些足以說明當時人們的起居習慣和室內空間的處理與運用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成為唐代以后逐步廢止席地起居和低型家具的前奏。

敦煌61窟維摩詰經變圖

隋唐時期,是席地坐向垂足坐、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發展轉化的高潮時期,在這一時期內,各種形式的起居習慣都同時存在。

就發展趨勢而言,一方面表現為各類家具的尺度在繼續增高,另一方面是新的高型家具品種也在不斷出現。

到五代時期,各類家具的高度已大體接近現代家具的高度,在敦煌壁畫中可以看到床、榻、屏風、桌、椅、繡墩等各式家具的使用情況。

圖中人物已完全脫離了席地起居的舊俗,家具的形態也基本定型。眾多的資料證明,在五代時期,已基本進入了高坐垂足起居的新時代。

佛座演變

若論敦煌中反映的家具,無論壁畫也好,彩塑也好,最突出和顯要的應是佛座。

敦煌較早的彩塑是北涼,北涼佛座大多較簡單,僅一個小形方臺,身后的背光也較簡便,一個橫桿搭上一塊三角形織物,按常理想象,橫桿正中肯定還有兩根豎向立柱承托。

北涼交腳人像圖

如果是這樣的話,毫無疑問就是椅子的后背,頭部的頭光可以直接安在背板上。

在北涼275窟的西壁、南壁、北壁的五尊交腳菩薩坐像中,其坐具的風格特點大體致。

北魏佛座兩尊,也是方形臺座,無靠背,有背光。一交腳,一垂腳。與北京風格明顯不同。

西魏285窟東壁左右兩幅坐像,坐具為方形須彌式平臺,座前垂繡簾。后有橢圓形背光,人物取伽跌坐式。

隋代佛座圖9幅,三組彩塑六幅壁畫,302窟北壁上部說法圖、人物取踞居坐形式,坐在方形須彌座上,身后有背光。須彌座裝飾華麗。

407窟東壁門上說法圖,高僧踞居坐,所坐為多角花瓣形須彌座。244窟所繪的六角須彌座與407窟大體相同。

419窟西壁的彩塑、423窟西壁、304窟西壁彩塑的佛座基本都是方形的。

獨具特色的是302窟東壁門上說法圖、405窟北壁中央說法圖和303窟北壁前部二佛并坐圖及供養人。

302窟所繪壁畫的佛座為方形,而須彌座后部及左右有屏風圍護,是十分罕見的資料。因只此一例,暫理解為臨時組合。

405窟北壁中央的說法圖,佛座長方須彌式,四角有力士造型的支柱作裝飾,前有須彌式踏凳,面上彩繪各色方格,后背豎有直形屏風,屏風上部兩側飾象頭。

它與302窟屏風的不同之處是只有一扇立在坐后。也是前代未見的形象。

303窟北壁前部二佛并坐圖及供養人,二佛所坐坐具活像一具大雙人圈椅。兩前腿高出坐面,坐面之下另安棖子及花牙,座落在兩層平臺上。

后部有椅圈,正中有雙立柱支撐著椅圈,椅圈周圍另有較寬的火焰紋雕飾圈邊,裝飾華麗,雍容大氣,二高僧在這樣的坐具上相對交談,突顯了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

唐代佛座較隋代在造型和藝術水平上要高得多,244窟東壁北側說法圖的佛座呈六角式,除下端飾有蓮瓣外,其余無紋飾。還保留著隋代遺風。

244窟東壁北側說法圖的佛座呈六角式,除下端飾有蓮瓣外,其余無紋飾。還保留著隋代遺風

217窟初唐北壁觀無量壽經變和196窟晚唐西壁勞度叉斗圣變中的佛座都做成蓮臺式,結構復雜,裝飾華麗,說明這種蓮臺從唐初到唐末一直盛行。

用造型較為簡便的方凳當佛座也很流行,220窟東壁門上的說法圖、322窟南壁中央說法圖、332窟東壁北側靈鷲山說法圖中使用的佛座都屬于簡練形。

332窟東壁北側靈鷲山說法圖

五代壁畫中的佛座都是造寬大裝飾華麗的大榻,有的在榻上裝頂架,后有屏風圍護,前面有三足憑幾,榻前還放著供案。這種風格較唐代又高一籌。

最后是55窟宋代彩塑,正中神佛坐在方形臺座上,后面有高過頭頂的靠背??勘成戏絻傻罊M梁,頂端有如意式搭腦。左右兩側相對的高僧每人各坐一帶束腰的壸門方凳。

敦煌莫高窟55窟

唐代以前的坐臥具,絕大多數為四面平的壸門床榻,似此帶束腰的壺門方凳,也是前代少見的品種。

床榻演變

“床”這個名稱在唐代以前是個很寬泛的概念。使用范圍更廣,不僅臥具、坐具稱床,其他用具也多有稱床的,如梳洗床(臉盆架)、火爐床(火盆座)、居床、欹床、冊床等。

只要有個平臺,能放東西,無論大小,一律稱為床。

壺門式床榻在敦煌壁畫中反映最多,大體從隋朝開始,直到宋元,從未間斷。壺門床榻大體分為兩種形式,帶架式和不帶架式。

帶架式如314窟西壁南側隋代維摩詰經變問疾品文殊和西壁北側維摩詰,兩人分坐在壸門式坐榻上,坐榻四角有立柱,上部安亭式頂蓋,雖不與坐榻一體,也屬于架床形式,而且只供一人坐用。這種坐具是專為身份地位較高的高僧而設的。

335窟初唐維摩詰經變圖中的架床形式又有不同,該床坐面甚高,四角立柱,頂上施架并飾有帷幔。左右及后部有屏風圍護,床前放有陳放供品的供案。

從周圍所繪人物比例看,坐面高度幾與人的肩膀高度相等。從其所表現的場面看,此床非日常使用之床,而是維摩詰向眾僧講經說法的講臺。

將坐面加高,目的是提高講經人的地位,讓講經人居高臨下,使聲音傳得更遠,其作用尤如我們今天課堂上的講臺。

在103窟盛唐維摩詰經變圖、159窟中唐維摩詰經變圖、138窟晚唐維摩詰經變圖、98窟和61窟五代維摩詰經變圖都屬于同一類形。

98窟維摩詰經變圖

第二種是不帶頂架的床,形體結構大體一致,只有大小之別。這種床從漢代一直沿用到宋元時期,甚至到明代還有使用者。

用途較廣,形體較大者則根據不同用途而有不同名稱。在居室用于臥,則稱為床,在客廳用于坐,則稱為榻。

大者可數人同坐,小者一兩人同坐。坐榻不論大小,如果有老者或尊者坐,則別人不能與之同坐。如果客人較多,老者和尊者可另設一人坐的小榻獨坐,以示對老人的尊敬。

兩宋時期的床榻大體還保留著唐、五代時的遺風,變化不大,大多無圍子,所以又有“四面床”的稱呼。

如南宋《白描羅漢冊》中第一幅所繪禪床;宋·李公麟《高會學琴圖》和《維摩像》中的坐榻;《槐蔭消夏圖》、《宮沼納涼圖》以及宋人《白描大士圖》中所繪的床榻,均無圍欄。

槐蔭消夏圖

遼與北宋、金與南宋,同處一個時代,然而遼、金的家具生產卻比中原地區有所發展。從出土的實物和墓葬壁畫看,家具的品種齊全。

單就床榻而言,就有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出土的遼代木床,山西大同金代閻德源墓出土的木床等。

遼代木床

解放營子遼墓出土

金代木床

大同金代閻德源墓出土

這些家具,因是作為明器隨葬入墓的,所以制作較為粗糙。但值得注意的是,上面都裝有欄桿和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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